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是中专还是大专,长得不漂亮，那就努力活得丰盛

　　由于长得不出挑，她在妓院是做烧火丫头，干的是又粗又累的活。鸨母还逼她接客，她誓死不从，一次次从妓院中逃跑出来，又一次次被捉回去毒打，中间她还试图跳水、上吊，均因看管过严而未遂。

　　连潘赞化的大夫人也看不过眼，跑到上海来将她叫回家，无比威严地宣布：“不要以为你在外面当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大的，你永远是小的！”

　　被梦想击中的人其实是没得选择的，思特里克兰德如此，潘玉良也是如此。她唯有迎着梦想一步步走上去，哪怕厄运与之相随，哪怕通往的只是虚无。做为一个女人，潘玉良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却是幸运的—她发掘了自己的天赋，并把这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任她如何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那都是她甘愿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业上，她始终走在一条向上的路上。

　　她身后留下来的画作有四千多张，生前画过的作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在与爱人分离的日子里，在巴黎狭小的阁楼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她每天都投入地画着，将自己整个生命融入了眼前的人体和花卉中。她画得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女体，这些女体丰硕饱满到了极致，宛如地母一样健壮，和她本人一样，谈不上美，可满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纸而出。

　　正是因为这份恩义，潘玉良始终对潘赞化感念不已，她毅然将自己的姓改成了“潘”，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冠以他的姓氏，因为他不仅给了她婚姻，更给了她重生的机会。一个没念过什么书、十几岁才开始学画画的人，居然在老师的调教下展现出了惊人的绘画天赋。

　　在巴黎时，潘玉良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她终日待在一个窄小的阁楼里，全心投入画画。由于不善经营，她日子过得很苦，身体又不好，以至于老年靠一点救济金过日子。

　　只有潘赞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包容她，在获悉她的困境后拿出钱来资助她去法国留学。

你活得光鲜亮丽，父母却在低声下气

　　这时她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二个男人。他叫王守义，是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开了一家中餐馆。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守义，却立誓要将所挣的钱财来资助留学生中的艺术家们。他一直资助潘玉良，潘玉良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他的餐馆坐坐，唱一段京剧。

　　既然如此，为何潘玉良不回国呢？我觉得不是她不爱潘赞化，而是她更爱绘画。她不是那种可以用生命去恋爱的女人，却是可以用生命去画画的女人。她坚持留在巴黎，是因为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更适合她创作，有传闻称她和徐悲鸿创作理念不同，而当时徐悲鸿在国内是权威人物，她不愿意回国去听他的那一套。

　　画画也就罢了，陆小曼也画，潘素也画，连宋美龄都要画几笔国画呢。她们画画，只是当成怡情养性的手段，画的也大多是清雅的花鸟山水。潘玉良呢，不画则已，一画就画起了人体，而且还是裸体女子，这在当时，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人一特立独行，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有人挖掘出潘玉良曾为雏妓的“艳史”，一名女同学甚至要求退学，“誓不与妓女同校”。

　　在娶她之前，他没有动过要她报答的心思；在娶她之后，他则竭尽全力地呵护她。他亲自教她识字，还请来老师教她画画。他对她，没有一丝一毫地看轻，知道她受过太多的苦，所以加倍地怜惜她。

　　2020年，杭州曾经举办过一次潘玉良的画展，主题名叫“彼岸”，我觉得这仿佛是对潘玉良一生的隐喻：此岸是现实人生，风雨飘摇，却有着俗世的幸福；彼岸是艺术圣境，高蹈出尘，却又寂寞清冷。我们这些抵达不了彼岸的人，只能遥望着那端的她，轻叹一声：高处不胜寒哪！

　　纵然以现在的眼光来考量，潘赞化也是一个胸襟开阔、有情有义的好男人。从古至今，救风尘的英雄豪杰并不少，可是救的都是清一色的美人儿，只有潘赞化，伸手援助的是一个长得一丁点儿也不漂亮的小姑娘，而且这姑娘脾气还挺大的。将潘玉良塑造成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无疑削弱了潘赞化的人格力量。

　　这40年间，她和潘赞化一直隔岸相望，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潘赞化常常给她寄宣纸，还托人给她带去国内的物品，有一段时期，潘玉良特别想回国，潘赞化去信暗示国内风雨交加，不宜归来。如果她执意回国，估计躲不开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

　　潘玉良终身都以潘赞化的妾室自居，虽然晚期和王守义同居过也是如此。在异乡漂泊了40年后，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临终前向守在她旁边的王守义交代了三个遗言：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因为她是中国人；第二，将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镶有她跟潘赞化结婚照的项链和潘赞化送给她的临别礼物怀表交给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与电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实人生，总是透露着一股凄凉和苦涩。很多人提起这位民国最知名的女画家来，不免为她感到唏嘘。以世俗的观念来看，她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没有美貌，没什么朋友，没有钱，最后连健康都失去了。她的后半生，多半和贫病两个字纠缠在一起。

　　在潘玉良习画的那个年代，政府是不允许人们画裸体的，她就趁去浴室洗澡时偷偷地画，有次差点被一个大胖女人打了出来。回到家里，她对着镜子，忽然想到：“我自己不就是很好的模特吗？”想到这里，她就脱掉衣服，对着镜子开始画镜中的自己。

　　真实的潘玉良远比影视剧里那个美得惊人的潘玉良更有震撼力，谁都不能否定，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证，长得不好看的人，人生相对来说总是要艰难一点。这更增加了我对潘玉良的好奇，一个完全不漂亮的女人，究竟是以什么力量完成了从雏妓到侍妾再到画家的三级跳呢？

你不快乐，是因为活得不宽容

　　17岁时，走投无路的她在妓院里唱歌，歌声如泣如诉，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芜湖盐督潘赞化。潘赞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洋，是个新派人物，他被眼前这个可怜而又刚烈的女子所打动，决定为她赎身。

　　后来看到潘玉良的自画像，不禁大吃了一惊，画中的潘玉良身材壮硕、五官粗放，看上去一点都不美，恕我直言：不仅不美，还有点儿丑。我还以为是我的审美出了问题，出于好奇去查了些资料，结果资料上显示，不少见过潘玉良本人的人都说她长得一点都不好看。据熟识她的人说，潘玉良是个又矮又胖、长着一个狮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

　　“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多年后，潘玉良给潘赞化写下的一首相思之诗。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潘赞化过世两年后，潘玉良才从大使馆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

　　既然险恶逼仄的环境容不下她，那就走吧，去一个更远更大、没有流言的地方。1937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潘赞化依旧送她到黄浦江码头，他将蔡锷送给他的怀表送给爱人作为临别纪念。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潘玉良的人生，写出来就是一部现成的电影剧本，难怪导演们如此钟情拍她的故事。

　　文/慕容素衣

　　潘玉良在法国考上了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同校，专攻油画。她在留学近九个年头后回国，一度确实也在老师刘海粟及同学徐悲鸿执办的美院当过教授，并且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即便如此，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她的攻击和诋毁。在她举办的一次画展上，展出了一幅优秀人体习作《人力壮士》，某一天被人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老了之后，她比年轻时更加不好看了，有人说她唱京剧中的黑头连妆都不用化，一个女性朋友去探访她，她披着大衣站在窗口迎接，看在人眼里活像一只大猩猩。

　　潘赞化帮助小玉良主要是出于同情，纯属义举，并无一分一毫的私心。他本来想将她送回亲戚家，但她主动提出，想留在他身旁，哪怕做一个贴身小丫头。

　　知道潘玉良，是因为看了李嘉欣主演的《画魂》，那里面的李美人照例木木的，也照例美得石破天惊。在此之前，扮演过潘玉良的还有巩俐，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于是形成了对潘玉良的初步印象：一个长得很美却命运多舛的女画家。

　　还有一次，大家讨论起一个女诗人以狗为伴、与公狗相交的八卦，潘玉良无所顾忌地发言说：“公狗比男人好，至少公狗不会泄露人的隐私。”

　　如果按照旧式小说的发展，嫁给潘赞化的潘玉良应该温良恭谨，夫唱妇随。可是她偏偏不愿意只做个温顺的小妾，她要画画！不是在家里画几笔自娱，而是跑出去到处求学画画，先是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索性远渡重洋跑到了巴黎。

　　以他的襟怀，自然不会让她做个小丫头，于是收了她做妾室。他待她是很珍重的，虽然是娶妾，也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证婚人正是他的莫逆之交、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她本来姓陈，自幼父母双亡，只好跟着舅舅生活。舅舅有次赌输了，于是把年仅13岁的她卖到了成都芜湖的一家妓院。无奈入风尘，这完全不是她的错，后来却被存心不良的人当成了攻击她的理由。

　　王守义不负所托，倾力完成了她的遗愿。就在她去世之后不久，他也因恶疾去世，朋友们把他葬进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这两个异乡人，总算在去世后可以相伴抵御漂泊在外的孤寂。

　　而这一切，只不过缘于她热爱画画。如果她不选择画画，或者画风不那么大胆的话，她原本可以留在国内，生活在爱人的羽翼之下，过着安稳的生活。如果可以重来，她还会这么选择吗？

　　除了画人体外，她在言行中也不拘小节。一次和同学外出写生时，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同学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对于潘玉良来说，一个潘赞化，一个王守义，都是那个渡她的人。潘赞化成就了她，王守义则守护着她。身为女子，潘玉良不幸生得不好看，又不幸生于恶浊之世，浊浪滔天中，幸而有他们用温情撑起的一叶小舟，送她一程又一程。

你还这么年轻，不必活得好像历经沧桑

　　就是这个男人，给了潘玉良在异国他乡唯一的一点温暖。他不仅仅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帮她接洽画商，保管画作，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几千件潘玉良画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费尽千辛万苦从法国运回中国的。为了这份恩情，潘玉良为王守义做了一个雕塑，至死都摆放在她的卧室里。

　　我总觉得，对于曾经有过所谓“污点”的人，人们表面上再尊敬，骨子里仍然很有优越感，仿佛是因为他们的包容，那些人才能摆脱身上的污点获得重生。可是潘玉良这个人呢，好像完全不把在妓院待过当成“污点”，她理直气壮地画人体，理直气壮地当教授，理直气壮地办画展，一点也不瑟缩，一点也不收敛，这就惹怒了当时的社会主流。

　　直到我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之后才明白，潘玉良和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是一类人，思特里克兰德原本是个证券经纪人，家庭美满，生活安定，有一天却忽然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最后自我放逐去了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别人质问他为何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这样折腾，他回答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